條文本
摘要
背景乳腺癌和卵巢癌遺傳風險評估(BCOC)有望在主流臨床實踐中取得重大進展。重要的是在實施之前評估對婦女的潛在影響,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健康效益,因為沒有充分支持的預測性基因檢測可能導致對風險披露的不良心理和行為反應。
客觀的檢查預期的健康行為改變和對BCOC遺傳風險披露的感知控製,並在以人群為基礎的婦女樣本中確定預期不良反應的人口學和個人特異性相關性。
設計英國國家統計局於2014年1月和3月進行的橫斷麵定量調查研究。
設置由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在參與者家中進行麵對麵的計算機輔助訪談。
參與者從英國皇家郵政的郵政編碼地址檔案中隨機抽取了837名女性。
結果測量預期的健康行為改變和對BCOC風險披露的感知控製。
結果在對基因檢測結果的回應中,大多數女性(72%)表示“我會更加努力地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超過一半(55%)的女性認為“這會讓我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在bonferroni校正的多變量分析中,這些關聯與人口統計學因素或BCOC的感知風險無關。然而,少數女性(14%)認為“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在回應BCOC風險披露時,“我在生活中做出選擇的自由會減少”(16%)。在調整了其他人口統計學和個人相關因素後,大學學曆以下的女性更有可能持有前一種觀點(P<0.001)。
結論這些發現表明,英國的婦女大多預期,她們將參與積極的健康行為改變,以應對BCOC風險披露。
- 乳腺癌
- 卵巢癌
- 預測性基因檢測
-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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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Altmetric.com的統計數據
本研究的優勢和局限性
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這是調查招募的“金標準”。
該研究報告了來自居住在英國的大量普通女性樣本對遺傳性乳腺癌和卵巢癌(BCOC)風險信息的預期反應。
調查的問題很廣泛,不同的參與者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
采用了一個關於接收遺傳BCOC風險信息的一般假設情景,而不是要求參與者考慮接收高風險或低風險基因檢測結果的假設情景。
介紹
遺傳技術的進步已經導致鑒定出與患乳腺癌和卵巢癌(BCOC)風險增加相關的基因突變。除了種係突變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BRCA2,這使得BCOC的終生風險非常高(分別為39%-65%和11%-37%),1 - 3越來越多的針對每種癌症類型的中等風險和低風險標記物已經被確定。4到10這些因素影響了更大比例人群的癌症發展,盡管影響規模很小。預計,在未來,一些中等風險的標記將包括在現有的小組測試用於臨床遺傳學實踐。11 - 13而高外顯率基因如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BRCA2中等外顯性基因的終生癌症風險在20%到50%之間,而低外顯性基因被認為影響有限。14
到目前為止,基因測試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BRCA2僅在臨床實踐中進行,適用於有強烈家族史或癌症診斷後的個體。然而,有人認為,這種方法可能會錯過相當大比例的高風險女性(約30%),特別是如果家庭規模小,突變是通過父係遺傳的,或者個體有許多低風險變異,其影響是可加性的。15—鑒於BCOC風險的基因檢測現在可以以相對較低的成本進行,有人呼籲在人群層麵上提供這種檢測,前提是及時意識到遺傳風險將使個人能夠就癌症風險管理做出明智的決定,允許早期幹預,並最終改善臨床結果。19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正在推動將基因檢測“主流化”,作為腫瘤學服務中常規癌症護理的一部分,旨在改善診斷並為患者提供個性化治療(http://www.mcgprogramme.com/)。20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BRCA2可向診斷為三陰性乳腺癌的婦女提供檢測,有關遺傳狀況的信息可能會影響患者及其家屬的臨床護理和管理。24日25日此外,BCOC易感性的基因檢測已經可以在互聯網上購買26(www.23andme.com;www.getcolor.com)。近年來,個人“有權知道”自己的遺傳信息的概念也越來越受到關注。的觀眾
然而,在基因風險披露後,對患者安全的擔憂仍然存在,這與心理適應不良有關。調查對BRCA狀態披露的反應的研究通常沒有發現結果披露後1年以上持續負麵心理結果的證據。31-34還有一些證據表明,基因檢測結果表明患病風險較高,可能會導致行為改變,例如接受乳腺癌和結腸直腸癌篩查,31 35 36盡管兩項係統綜述沒有發現遺傳風險信息對其他行為的顯著影響37 38包括吸煙、體育活動、藥物或維生素的使用、飲食、飲酒和使用防曬霜。然而,迄今為止,基因檢測僅在具有強烈BCOC家族史的婦女中進行,因此這些結果可能無法推廣到大部分不知道任何風險增加的人群。
目前,一對一的遺傳谘詢在臨床基因檢測服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整個過程中提供教育和支持。如果在人口水平上引入基因檢測,目前提供遺傳谘詢的模式將不再可行。有人認為,在沒有適當的專業指導的情況下,返回高度衰弱疾病(如BCOC)的遺傳風險測試結果會給誤解和不確定性留下空間,增加不良心理結果的風險。39-42近年來,研究已經開始探索提供癌症遺傳服務的新方法。將基因檢測主流化就是一個例子,即直接通過腫瘤診所為婦女提供卵巢癌診斷檢測,並通過臨床遺傳學為攜帶致病變異的婦女提供檢測後遺傳谘詢。43 44研究發現,以這種方式將基因檢測主流化可以成功地減少在這一過程中花費的時間和資源45而且似乎不會對患者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麵影響。46通過電話或視頻谘詢代替麵對麵的遺傳谘詢,對患者和健康的家庭成員進行遺傳谘詢也被發現是可行的,患者普遍滿意。47-49這些提供基因檢測和提供癌症易感性遺傳谘詢的新方法,如果在未來更廣泛地向患者提供檢測,可能是有利的。
盡管大量的研究已經調查了高風險人群對BCOC遺傳風險披露的預期心理反應,31 50 51對於未入選家族史的女性,人們對這一問題知之甚少。一項定性研究發現,英國女性會支持對卵巢癌風險進行基因檢測的想法,因為她們希望這能引發積極的生活方式改變,並提供一種控製癌症發展的手段。52然而,在一項調查荷蘭人對乳腺癌風險基因檢測態度的類似研究中,女性對披露遺傳風險的態度更為矛盾;雖然人們認識到檢測的好處,但一些婦女不確定她們對風險披露的反應及其對她們生活的影響。53
一項早期基於人群的調查調查了836名居住在華盛頓州的婦女對乳腺癌基因檢測的態度。54結果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意識到自己患乳腺癌的遺傳風險會讓他們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樣數量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機會,他們“肯定”或“可能”會參加測試。最近一項基於人群的研究比較了2002年至2010年間荷蘭800多名參與者對基因檢測的態度。55結果表明,在8年的時間間隔中,對基因檢測效用的積極期望有所增加。然而,大約三分之一的參與者認為,意識到遺傳風險會剝奪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的自由,這一比例一直保持不變。盡管這些發現表明了基於人群的基因檢測的可接受性,但它們可能是特定文化的,因此可能無法推廣到其他人群。此外,後一項調查隻詢問了對更廣泛的基因檢測的態度;對遺傳風險披露的態度可能與BCOC不同。
本研究的目的是檢查預期的健康行為改變和感知控製,以應對BCOC遺傳風險的披露,並探討人口學和個人特定的相關性(例如,婚姻狀況和癌症家族史)預期反應的婦女在英國的人口樣本。在將基因檢測納入主流醫療保健之前(例如,通過將其納入目前的癌症篩查規劃),確定更有可能對了解其患這些癌症的遺傳風險做出負麵反應的亞群體,為及時幹預提供了空間,以避免進一步擴大醫療保健方麵的差距。
方法和程序
這項定量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中規定的原則。作為一項以人群為基礎的匿名調查,根據倫敦大學學院倫理委員會為非國民健康服務研究製定的指導方針(http://ethics.grad.ucl.ac.uk/exemptions.php)。
樣本
數據是由英國國家統計局(ONS)在代表一係列組織(如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和學術部門)進行的月度調查中收集的。每個月,通過分層隨機概率抽樣,從皇家郵政的郵政編碼地址文件中識別出2010個家庭。我們會在一星期的不同時間和日期聯絡所選地址最多八次,以盡量提高回應率。從每戶家庭中隨機選擇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上的人,與訓練有素的研究人員完成計算機輔助的麵對麵訪談。調查通常包括各種不同的主題,使參與偏見不太可能,盡管參與者可以在任何時候選擇退出。在2014年1月和3月的數據收集浪潮中包含了關於“遺傳學和篩選”模塊的問題。
措施
“基因與癌症”模塊的介紹是這樣的:“基因包含著生命的‘指令手冊’,即DNA。”基因從父母傳給孩子。如今,可以通過觀察一個人的基因來預測他是否有可能患上某種疾病。這就是所謂的基因檢測。沒有提供進一步的信息,因為我們感興趣的是婦女對BCOC基因檢測的態度,基於她們目前對它的理解。參與者被問及幾個與BCOC風險基因檢測和對乳腺癌篩查的態度有關的問題(見網上)補充材料對細節)。其中一些發現之前已經發表過。56
補充文件1
結果變量
對了解到BCOC風險增加的預期反應進行了評估,陳述範圍從積極的結果,如施加個人控製的機會(“如果我知道我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遺傳風險,這將使我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製”)或追求旨在減輕風險的健康行為(“如果我知道我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遺傳風險,我會更努力地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到更消極的結果,如限製選擇的自由(“如果我知道我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遺傳風險,我在生活中做出選擇的自由就會減少”)或試圖改變行為的徒勞(“如果我知道我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遺傳風險,我就會覺得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所有項目都以5分的李克特量表進行評分,範圍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並改編自之前的研究。54 55
預測變量
BCOC的感知風險分別通過一個問題進行評估:“與其他同齡女性相比,您認為自己患乳腺癌(卵巢癌)的幾率有多大?”回答選項為:“比其他人低得多”、“比其他人低得多”、“和其他人一樣”、“比其他人高得多”和“比其他人高得多”。考慮到與低得多/高得多感知風險相關的個體風險類別很小,感知風險被分為三類:“遠低於/低於他人”,“與他人相同”和“高於/遠高於他人”。
年齡、種族、受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均采用標準調查項目(https://tinyurl.com/ya6gn2g6)。年齡被編碼為≤50歲vs . 50歲,以調查預期反應和態度的代際差異。我們選擇50年作為分界點,因為據報道,英國公眾對基因檢測的興趣在46-60歲之間最大,57我們認為50歲,接近英國絕經的平均年齡(51歲),是評估代際影響的合理中點。種族被劃分為“白人”和“少數民族”,因為個別少數民族亞群體很小。教育程度分為大學或同等學曆與大學以下學曆。婚姻狀況分為已婚/同居和單身/喪偶/離婚。任何癌症的家族史都是通過一個問題來評估的:“你的母親、父親或兄弟姐妹中有誰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嗎?”,回答選項為“是”、“否”和“不知道”。
統計分析
我們納入了年齡在18-74歲之間的女性,以反映未來可能進行BCOC風險基因檢測的人群。采用SPSS V.20.0 (SPSS)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使用頻率表探索描述性統計。我們使用χ對每個結果變量探討了人口統計學(年齡、種族和教育程度)和個人特異性預測因子(婚姻狀況、癌症家族史、卵巢癌感知風險和乳腺癌感知風險)2測試。多變量logistic回歸模型用於調查人口學和個人特異性的預期反應對個人BCOC風險披露的相關性。所有多變量分析均采用Bonferroni校正來校正多重檢驗,α=0.0125。
結果
人口統計學和個人特征
本研究的數據分為兩波收集:2014年1月和3月。在1月份的一波中,2010年入選的家庭中有8% (n=166)因為是企業或空置房產而不符合條件。在1844個符合條件的家庭中,9% (n=171)無法聯係到,33% (n=608)拒絕參加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在3月份的浪潮中,有1853戶家庭(92%)符合條件。其中,13% (n=237)無法聯係,31% (n=578)選擇不參加。因此,總體回複率為57%,與之前的國家統計局調查(ONS 2013;國家統計局2012年;http://www.ons.gov.uk/ons/index.html)。女性樣本總數為n=1095。
在排除任何結果變量數據不完整的參與者(n=120)或年齡小於18歲或大於74歲的參與者(n=138)後,最終的分析樣本包括837名女性。表1表示樣本的人口統計學和個人特征。與其他調查研究一樣,樣本中的受教育程度高於一般人群;其他人口特征與英國18-74歲女性人口相當(2011年ONS人口普查:http://www.ons.gov.uk/ons/guide-method/census/2011/index)。
盡管36.4% (n=305)的樣本報告了任何癌症的家族史,但大多數女性認為她們患乳腺癌或卵巢癌的風險並不特別高;隻有9.9% (n=83)的人認為自己患乳腺癌的風險比平均水平“高”或“高得多”,更少(7.6%,n=64)的人認為自己患卵巢癌的風險“高”或“高得多”。完整的調查結果可以在網上找到補充資料表1。
支持基因測試
總的來說,女性支持對乳腺癌和卵巢癌進行基因檢測的想法。隻有2.0% (n=18)的人認為現在“從來都不是”做基因檢測的好時機。然而,大約三分之一的樣本(31.4%,n=290)“不確定”。人們對什麼時候做檢測的最佳時間有不同的看法,8.3% (n=77)的人認為是“剛出生”,略多於四分之一(27.4%,n=253)的人認為是“上學期間”,10.6% (n=98)的人認為是“結婚前”,16.9% (n=156)的人認為是“計劃要孩子之前”,3.4% (n=31)的人認為是“身體不適的時候”。支持乳腺癌和卵巢癌基因檢測的“曾經”和“從未”之間沒有人口統計學或個人相關性(數據未顯示)。
對乳腺癌和卵巢癌遺傳風險披露的預期反應
總的來說,女性期望對自己的遺傳風險意識做出積極的反應。大多數人(71.9%,n=669)表示,他們“會更加努力地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超過一半的人(54.7%,n=506)預計,這將使他們“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然而,少數人報告說,作為對基因風險披露的回應,“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14.1%,n=130),他們會感到“在生活中做出選擇的自由減少”(16.4%,n=152)。
在單變量分析中,在預期披露BCOC遺傳風險將導致個人更努力地“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方麵,人口統計學和個人特定變量之間沒有差異(表2)。接受正規教育年數較少的婦女(χ2(1)=4.57, P=0.032),已婚(χ2(1)=4.53, P=0.033)或有癌症家族史(χ2(1)=5.51, P=0.019)更有可能報告說,意識到遺傳風險會讓他們更好地控製自己的生活(表2)。然而,在調整協變量和多重檢驗後,這些關聯都不存在(表3)。
受正規教育年限較短的女性在麵對基因風險披露時,也更有可能同意“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2(1)=7.17, P=0.007),這種關聯在多變量分析中仍然存在(OR 1.99, 95% CI 1.19至3.35,P=0.009)。來自少數民族背景的婦女(χ2(1)=4.18, P=0.041),認為自己患乳腺癌的風險(大大)低或(大大)高的人(χ2(4)=11.08, P=0.026)或卵巢癌(χ2(4)=22.38, P<0.001)更有可能報告說,意識到遺傳風險會使他們“在生活中做出選擇的自由減少”,但在調整人口統計學和個人特定因素以及多重測試(表3)。
討論
本研究調查了英國以人群為基礎的婦女樣本中,對BCOC遺傳風險披露的預期健康行為改變和感知控製的人口學和個人特異性相關因素。
雖然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女性並不認為知道自己患BCOC的遺傳風險狀況會受到負麵影響,但接受正規教育時間較短的女性認為“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幾乎是接受正規教育時間較長的女性的兩倍。這一發現支持了一些早期關於基因決定論的研究(基因構成比環境對疾病表達的影響更重要)。58;盡管並非所有的研究都發現了這種聯係。54 59
然而,接受正規教育年限較短的女性不太可能相信改變生活方式對預防癌症有效,這一發現也與調查人們對癌症篩查態度的研究相呼應。這些研究發現,與受教育程度和信息素養相關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60更有可能對癌症的發展持宿命論的態度。宿命論的態度反過來又與較低水平的癌症篩查有關。61 62有可能,不相信癌症本身可治愈性的婦女也更有可能報告說,“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以回應BCOC遺傳風險的披露,但由於我們沒有評估關於BCOC可治愈性的信念,這一假設仍然是推測性的。此外,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較短的人對不良飲食和缺乏體育鍛煉等癌症風險因素的意識較弱。63缺乏對生活方式會影響患癌症風險的認識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一些參與者可能會覺得“不值得改變生活方式”。雖然接受正規教育的年數並不等同於健康素養,這在本研究中沒有測量,但受教育程度與健康素養密切相關64因此可以作為衛生素養的指標。鑒於在參與現有的癌症早期檢測手段(如篩查)方麵,人群之間已經存在差異,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參與的可能性更小,65在將基因檢測引入主流醫療保健之前,提供有關其性質的充分教育和信息至關重要。該領域的其他評論員也強調了這一點。66 67此外,重要的是,公眾對癌症有一個多方麵的看法,並了解遺傳和非遺傳風險因素以及在遺傳易感性的情況下減少風險的方法。
盡管之前的研究都有較高的風險68 69總體樣本52 70研究表明,年輕女性通常對基因檢測更積極,我們發現對BCOC遺傳風險披露的預期反應沒有年齡差異。有趣的是,在2014年初收集調查反饋前不久,媒體報道的激增對我們的研究受訪者關於基因檢測好處的影響進行了推測。著名女演員安吉麗娜·朱莉公開宣布了她接受BRCA基因檢測的原因,並談到了她攜帶基因變異的知識如何使她選擇降低風險的手術(雙乳切除術)來控製她患乳腺癌的風險。這一名人爆料可能提高了所有年齡段的人對乳腺癌(和卵巢癌)基因檢測潛在益處的認識,71 72這至少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老年女性和年輕女性一樣對基因檢測持積極態度。
我們發現參與者對遺傳風險披露的預期反應與乳腺癌或卵巢癌的感知風險之間沒有關聯。然而,由於很少有女性認為自己的BCOC風險“高於”或“遠高於”平均水平,因此樣本量可能太小,無法發現兩者之間的關聯。或者,這些發現可能表明,與其他國家先前的研究報告相比,英國女性可能對其BCOC的個人風險有更現實的了解。73 74由於所有的調查項目都是封閉問題,我們無法對這一發現進行更深入的調查,但這可以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
本研究的優勢在於抽樣方法(樣本采用分層隨機抽樣,這是調查招募的黃金標準,因此,自我選擇不太可能有偏倚的當前發現)和多重檢驗的統計調整,這給了結果穩健性的信心。然而,這項研究也有重要的局限性。我們隻評估了一般情況下對BCOC遺傳風險披露的預期反應,而沒有評估這些反應對假設的“較高”或“較低”遺傳風險的反應是否不同。雖然所有的問題都在之前的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樣本,但具有可比性的發現,預期的生活方式改變及其感知的有效性可能因所賦予的風險水平而異。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討在考慮不同的風險水平時,對BCOC遺傳風險披露的態度是否有所不同。其次,由於調查的限製,我們的調查集中在一組有限的廣泛問題上,這些問題可能會被參與者以不同的方式解釋。因此,問題仍然是,受訪者究竟期望如何改變他們的行為。未來的研究可以用更深入的問題來調查這個話題。
自然,對“真實”披露遺傳風險信息的反應可能不如我們的結果所顯示的那麼積極;雖然這項研究中的大多數參與者都期望努力“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研究表明,在意圖和實際行為之間通常存在“差距”。75此外,考慮到許多人很難準確預測對生活事件的情緒反應,76 77這些發現隻能對披露BCOC遺傳風險的潛在影響給出一個大致的指示。由於沒有一個問題是開放式的,我們無法更詳細地探索反應的起源,但這可以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最後,盡管樣本的種族分布與英國的總體人口一致,因為少數民族亞群體很小,但我們無法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以調查不同少數民族背景的女性對基因檢測的態度是否存在差異。在未來的研究中探索這一點將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因為最近的一項綜述發現,調查英國黑人和少數民族(BAME)群體對癌症風險基因檢測的認識和態度的研究非常缺乏。78涉及英國BAME團體的報告強調了對遺傳服務可得性的低認識以及與癌症遺傳學有關的恐懼和恥辱。79 80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英國婦女普遍對基於人群的BCOC風險基因檢測的前景持積極態度。然而,那些受教育年限較短的人可能不那麼積極。鑒於在采用現有的乳腺癌早期檢測手段方麵已經存在差異,需要仔細規劃以避免進一步增加這些差異。專業人士擔心,沒有充分支持的預測性基因檢測可能導致對風險披露的不良心理和行為反應。雖然基因檢測中的自我選擇可以部分減輕心理傷害的風險,81至關重要的是要了解預期負麵反應的來源,並在將基因檢測納入主流醫療保健之前提供有關其性質的充分教育和信息。這項研究提供的證據表明,在進行群體基因檢測之前,需要對具有不同信息素養水平的人進行教育。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評價教育方法及其對婦女選擇是否參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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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注
JW於2015年10月20日去世。
貢獻者SFM參與了研究設計,分析數據,撰寫論文。KEJH協助數據解釋,並對手稿進行了嚴格的修改。LS、LSMF、SG、AL和JW構思了這項研究,參與了研究的設計和協調,並批判性地修改了手稿。除了JW不幸在最後提交前去世,所有作者都看過並批準了最終的手稿。
資金這項研究是由Eve Appeal(倫敦,英國;資助號509050)和英國癌症研究所(倫敦,英國);批準號508007)。JW由英國癌症研究中心作為CR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癌症中心的一部分提供支持。
相互競爭的利益SFM和KEJH得到了英國癌症研究中心和Eve Appeal的財政支持。
出處和同行評審不是委托;外部同行評審。
數據共享聲明數據可向通訊作者查詢:a.lanceley@ucl.ac.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