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之間的協作與不同的培訓和知識家譜通常期望的其他可以提供基礎。本文是基於這樣一個合作的經驗與康複專家在赫爾辛基,芬蘭,誰首先歡迎我的參與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人種,他們提議,揭示和分析病人如何“真的感覺”項目倦怠。但是後來,我為這些臨床和康複專家提供證明令人失望。“沒用的,”他們說發表的一篇文章我根據我實地考察的中心。他們的預期是一個文本,驗證或評論康複計劃的有效性,他們發展。相反,我分析了以及人類學的細節我已經強調既不支持也不建議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做得更好。失望我來當危機的知識和知道我有希望出現刺激討論康複治療的前提未能出現在我臨床的合作者。那麼,co-laboring失敗時合作生產一個有利位置,每個成員發現“使用”?雖然被發現無用的確實是協作的極限,那潛在的民族誌中我們能找到什麼拒絕證實與臨床需求的目的嗎?在無用使用我們能找到什麼? What kind of a “tool” is ethnography when found useless?